我是在白大褂的围绕下长大的。天天逗我,声声唤我乳名,把我抱来抱去的,都是白大褂。医生们的办公室,记忆里从来不会对我关着门。诊断治疗的各种器械,都曾是我的玩具。最喜欢的是输液用的长长的注射器(针头永远不会让我碰,早早被取走),可以灌水做成水枪。其次是画满经络穴位的裸体娃娃,我用针灸在上面乱扎,基本相当于我的芭比娃娃。去中药房玩的话,还会被投喂各种记不住名字的带甜味的药材。不是我夸张,我是直到去外地上大学,才知道原来去医院看病有一件前置的事叫“挂号”,还打电话问母亲挂号是什么意思,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直接走进每一个科室。
这些事情我基本上不会去想起。汶川地震之后,大院被摧毁,我的记忆连同毁灭。可能大脑在尝试逃避什么,为了方便,直接删除了许多。孩提时代的白大褂们,搬家四下散去。我离家求学多年,更是很少再见到他们。本已稀薄的那些记忆,变得愈发稀薄。
直到母亲发来语音,说吕大夫(我叫他吕伯伯)心梗突然去世了。
理性来不及反应,泪水已然先行。
打电话过去,父母的描述语无伦次。我在电话这头,泪水糊住喉咙,只好一直长长地叹气。
最近一个月,吕大夫都搭我家的车一起去医院坐诊。昨天早上父亲出门前,打电话叫他下楼。
接听电话的是他大儿子。
你爸爸呢?
我爸走了。
他怎么不等我们的车呢?
是那个走了……
父亲惊呼不可能,询问死亡时间,大儿子说是晚上十点左右。父亲查看自己的电话记录,上一次和吕大夫通话,是晚上八点四十。
谁料想一个小时以后,他就悄然远行。
生活永远比戏剧更戏剧,也永远不会根据人的接受程度而调整它的荒谬节奏。
前一天还和父母说说笑笑一起上班的人,还去出了个诊看病人的医生,而今天清早,已经形骸灰飞烟灭。
——聪明的,你来告诉我,死生是个什么东西呢?
而病人们,还在门前等他来看病。
母亲只好对一个80岁的病人说,今天可能打不了针了。老奶奶惊讶问为什么呢,母亲说老大夫昨晚走了。老奶奶顿时失声痛哭,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,我这个老不死的怎么不走呢——一个怎么样好的人,怎么样被爱戴的大夫,才会让一个比他还年长的病人这样表达。
听母亲说,昨天许多故人重逢,人数出乎意料。苍老的上一代,步入中年的下一代,在不能接受中尝试接受这个现实。
我没能参加那些仪式,也没有上山送他。
只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,流了可能不亚于他近亲的泪。
作为两个生命,我和他今生的情份早就结好了。从站不稳的孩提拉过他的白大褂,从每天放学穿过他的办公室,从他永远笑盈盈声声唤我小名,让我叫他爷爷(我说你胡子没有白,只能叫伯伯)。
不好意思,结果一辈子只能叫吕伯伯。因为习惯了。
再也见不到了。但只要我还活着还有记忆,这个情份就没有完结。
一直觉得情份和相不相见没有关系。也许只是我的疏懒和内向的方式。那么所有遗憾的沉重,就让我背负吧。
早就接受了人与人都是孤独的,却挡不住一种更为深刻的孤寂感刺进心头。人与人,彼此记在心里,走时哭一场,也许这样也足够了。
也许也只能这样。
走好,可爱的老头,敬爱的医生。